对中医药情有独钟的毛泽东

张斌峰

对中医药情有独钟的毛泽东 来源:http://210.77.146.154:8080/iTCMedu/bj/dzb/text.jsp?id=739 正文：     伴随着中华文明，中医走过了5000多年漫长岁月，数十亿次救治了被疾病折磨的患者。中医以它独特的理法方药、安全稳定的治疗效果，赢得了人们的信赖。许多领袖都以中医学的方法来养生、保健和治病，毛泽东对中医深信不疑。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泽东，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辨证思想和中医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路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毛泽东提倡的“中西两法治疗”在革命战争期间的医疗救护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8年抗战中，仅太行军区就收治了伤病员13万余人，治愈10万余人；解放战争期间，收治伤员100万余人，治愈率在70％以上。当时在根据地，由于生活和卫生条件较差，一度霍乱、赤痢、肠伤寒、鼠疫等传染病流行，严重危害着当地军民的身体健康，大多数是用中医和草医的方法使传染病得到遏制。毛泽东倡导的“中西两法治疗”为根据地军民解决了当时的实际困难，为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央军委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毛泽东为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2]      在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规定了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并向全国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嗣后，又提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遗产。”和“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      1953年，毛泽东在严厉批评当时卫生行政部门某些人排斥中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时指出：“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和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也未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就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1954年初，毛泽东指示：“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      1954年7月毛泽东又指出：“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他说，一说到中国的特点，人们往往用两句话来概括，叫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两句话都跟中医有直接关系。由于地大物博，才有那么多的植物、动物和矿物成为中药，历史上有数不尽的天灾人祸，但最后，中国还是以“人口众多”屹立在世界东方，这里边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应首先归功于中医。毛泽东还指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      1954年，毛泽东做出重要指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同年，他进一步指示，要“成立中医研究机构……对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      1955年春，毛泽东指出，要解放中医，中医医院要有重点的试办。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3]他认为：“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4]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5]      1958年，毛泽东在致杨尚昆的信中指出：“卫生部党组的建议的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6]      为落实西医学习中医的政策，毛泽东进一步指示，首先要抽调100～200名医科院校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这样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其次，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治病用中药，并制定出尊重中医的各种制度，从制度上加以保证。第三，对中药研究不能光做化学分析，应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对制药人员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给予技术干部待遇。第四，把一些古典的经典性医学著作由专人翻译成白话文印成对照本以便于西医阅读学习。      毛泽东还说过，中医的一个特点是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胖大海”这味药材，实际是进口货，中国不产，但中医拿过来了，它就成了“中药”，现在谁能说“胖大海”不是中药呢。      毛泽东还非常赞赏中医的师带徒方法，一边言传医学理论，一边身教临证实践，带一个，出师一个，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事业的发展，自己有了病也乐于请中医治疗。著名老中医刘惠民、章次公、赵炳南生前都为毛泽东看过病、把过脉、开过方。      嗜书如命的毛泽东晚年患有老年性白内障，到了1975年，看书已经非常困难，才不得不请中医眼科专家唐由之来治病。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虽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一天晚上，唐由之请示毛泽东是否可以做手术?毛泽东问，都准备好了吗?唐由之回答说，都准备好了。毛泽东又问，音乐也准备好了吗?这下把唐由之问住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一点。多亏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立即找来弹词开篇《满江 红》唱片，毛泽东大手一挥：“做!”这一极富感染力的动作，给唐由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唐由之回忆起来仍宛若昨日。      由唐由之负责用“金针拨障术”给毛泽东主席做手术，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周恩来、邓小平在手术过程中一直隔窗观看。手术后不久，毛泽东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听力很好毛泽东听到脚步声就问：谁来了。工作人员说：是唐由之。毛泽东听了自言自语道：由之，由之。接着念了一首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由于毛泽东的湘音很重，唐由之听不懂，在看不见的情况下，毛泽东用铅笔把这首诗摸索着写下来，并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唐由之。还说，这诗里有你由之的名字呢。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了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俩人便“争论”起来。毛泽东看了一会儿书，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V的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也胜利了，是您倡导了中西医结合，才有了这么好的手术。”      毛泽东一辈子看中医、吃中药，对中医药和中医药事业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