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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书” ——我认识的段慧轩老厅长
回复孙福立教授：
首先自我介绍几句，很多人并不知道我的工作经历。1951年，虚报两岁从中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学校，在北京通州华北军区卫校学习。2年毕业（以后此校迁至石家庄改为北京军区军医学校）。
1953年，按照周总理指示，部队医院必须离开农村（防止对农民感染），故又随医院到保定（1953年10月集体转业，仍为部队服务三年）。
当时，我在保定河北省第一康复医院工作期间（三个部队医院集体转业组建一千张床位的医院，主要接待各部队伤病员以及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各类伤病员）。我在医务处工作，和省卫生厅、省康复医院管理局很熟悉。因为不少领导人都是从我们医院转业去的。而且，各位厅长、局长和省领导经常到医院慰问伤病员。因为我在医务处，经常接待各位领导比如：省政府领导、卫生厅领导如丁一副厅长、段慧轩厅长、吴桂生局长、洛涛处长、李局长等。所谓招待有院长、三大处处长，我只是在台上点烟、倒茶……。我在1954年又进入省卫生厅干部培训班第二期学习，所以，险些留在卫生厅（因为我不喜欢做行政干部）。
不过，这三年主要和丁一厅长接触多，北戴河省疗养院第一批要四个医务人员，接气功疗法事业的班，就是丁一厅长从北戴河视察后回到保定，给河北省第一康复医院的任务，立即派年轻的医务人员到北戴河。我们医务处和政治处在一个楼办公，人事姜处长喜欢我这个小孩子，给我介绍北戴河如何好，年年暑期要派医生到北戴河为首长服务，我动心了，打掉了回北京再上大学的想法。1956年夏天，我们四个年轻人就到了气功疗养院。我被分配在气功教研室工作。
李春才、田宏计、赵宝峰，不在这一批，是第二年从地方医院调进。当时，唐山气功疗养所的刘渡舟、王树彬、王万岚、曹万珍、程忠录、霍岐山……都在北戴河协助工作。1957年，唐山气功疗养院建成开院，除曹万珍、霍岐山留在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外，其余全部包括护士都回唐山了。
刘贵珍所以留下曹万珍大夫，因为他是抗美援朝中，某个战役唯一幸存的卫生员，打扫战场时他已经死了，埋尸体时发现有点气，深度昏迷，是头部贯通伤。救活以后出现后遗症，全身抽搐、痉挛、昏迷，每天发作无数次。医院诊断外伤性癫痫，无法治愈。偶然机会到唐山练气功非常有效，发作间隔时间延长，症状也轻多了，他就爱上气功疗法工作，刘贵珍就把他留在气功疗养院，并作为典型病例宣传。后来也受到刘贵珍牵连调出北戴河，调到秦皇岛市耀华玻璃厂医院工作，已经退休多年(听说已经病逝) 。
段老原来是河北省卫生厅最早的厅长（他是建国后河北省的第一任厅长）。我也是在我们康复医院慰问的主席台上（1953—1954年我们康复医院内建了一个慰问专用戏台，2年后撤掉）认识的这位白胡子老者。他似乎有点武功功夫，两个多小时的会，上身不动摇，正身端坐，精神集中。段老有威严，有正气，有学问，令人起敬。后来，他到我们医院慰问次数就少了。我们几乎没有交谈过。刘贵珍和段老很熟，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刘贵珍对段老很少联系了，和丁一厅长（军区某领导夫人）往来比较多，给刘贵珍办事去过她家。再后来就是和韩启民厅长关系比较好，这几位厅长对河北的医疗气功事业，非常关心和支持。没有这些领导者的支持，河北省的中医气功疗法不会得到发展、成熟、壮大。
我和段老正式在业务上接触，是在1958—1959年，他到北戴河支持气功疗法，了解到周潜川这个人物，让我们把周潜川留在北戴河工作，不要赶走，把他的理论知识、气功方法、基本功……，都留下来（当时，周潜川要教我们练沙袋基本功，以便学点穴、纠偏、布气，我们也作了沙袋等准备工作）。
李春才同志是医务副主任，突然他介绍了上级决定，公安局指示，周潜川有政治历史问题，是历史反革命，为了暑期首长安全，他不能留在北戴河工作。段老知道后则又指示说：“你们派两个人一面跟他学习，一面监督，有什么可怕的”。
不久段老又打来电话，让我们医务人员到天津河北宾馆（当时省会在天津），听周潜川中西医结合报告（其中有气功养生内容）。但是，书记、院长都不让去。段老没有见到我们，又发了一份电报（没说什么会），通知我们立即到天津开会。我和李春才同志立即到天津河北宾馆拜见段老，见了面段老对我们就是一顿批评，大意是省疗养院太自高自大了，瞧不起人家（指周潜川），你们今天就去听报告，多听几天（好像报告时间很长不是7天就是半个月）。那时我发现周潜川的确懂中医，会气功。气功理论也比刘贵珍高得多，而且有点功夫，中医、中药、气功、导引、武功样样通。在这个会上我第一次听到比较系统地介绍中西结合这个名词、理论、方法。但是，只听了两天，疗养院来人要我们立即回北戴河工作。
同时，派曹万珍大夫去以病人治病身份，跟随周潜川学习气功几个月，后来周潜川可能发现了他是北戴河的，就不搭理曹了，也不教他功了，曹万珍只好回来。这个时候段老天天陪伴周潜川作报告，带着周潜川到领导干部家里看病，段老也让我和李春才跟随走过几家，其中有一家好像是当时的省钢铁办公室主任家。有的欢迎，有的不欢迎（知道周的历史了）。
回到疗养院后，有人就说：公安局不让把周潜川留下来，正符合某些人的心意！那时年轻，我没有社会经验，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才知道，如果段老把周潜川留在北戴河工作，内养功可能会受到影响。刘贵珍派曹去向周潜川学气功，其用意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
由此看，段老有学问，有领导经验，又有胆识，大胆支持中医事业，支持气功医疗，都是实实在在的。后来河北不录用周潜川，被山西省中医研究所聘去培养气功医疗人才，并开始带了两个研究生。周潜川被判刑后，两个研究生一个被下放，另一个后来当了所长。
周潜川被立案后，牵连到刘贵珍，因为第一次请周潜川来北戴河是以气功疗养院名义，让留下周潜川在北戴河工作又是段老下过指示，后来就出现了互相“影响”了。周潜川最后判了15年徒刑，死在监狱。刘贵珍被开除党籍、开出政纪、撤销院长职务、降七级工资（给60多元生活费），送山海关农场劳动改造，以观后效。17年后，落实政策（80年7月）。
我也被调出北戴河，到山海关人民医院工作。80年9月落实政策回到气功疗养院。问了很多人，我为什么两次被调出北戴河？为何又必须调回来（三次调到气功疗养院，所以戏称“三进山城”）？至今也没有人说明白。这也是“难得糊涂”嘛。
所以，我知道段老也受到这一大案牵连。因为到了山海关基层医院，与卫生厅没有设什么联系了，对段老处境不知道了，只听说他双目失明了。我早年听说他可能是留学日本回国的（50年了记忆不准了，也许张冠李戴。但可以查阅1984年1月28日河北日报第四版刊载的《可贵的精神 严谨的科学态度》——忆 段 慧 轩 同 志 文章，作者：徐维华、黄月庭、孟绳武、殷子裕）。
这就是我们搞气功医疗实验的人、支持气功医疗领导人的结果。80年代后，河北省卫生厅韩启民厅长也是积极支持气功的，对刘贵珍同志也非常支持，最后落实院长职务政策就是韩厅长亲自督办的（我在场）。当时刘贵珍虽然可以工作，但是卫生厅把他调到河北省北戴河第二疗养院，而且是副院长。他没去上班。由于我可以经常到各地开学术会议（我是唐山地区针灸学会主任委员、秦皇岛市针灸学会主任委员），刘贵珍就给省卫生厅韩厅长写信，要我亲自在学术交流大会上交给韩厅长。散会后，韩厅长把我留下，韩厅长问在主席台上的几位厅长，刘贵珍的问题如何解决的？答复是：回厅里马上研究。韩厅长说，你们主要负责同志都在这里，现在就研究，本人已经提出来回原单位工作才叫落实政策，你们意见呢？几个厅长都说，我们同意。韩厅长说：你们回去立即下文通知，刘贵珍回原单位任院长工作。秘书（韩厅长的两位秘书）同志，立刻记上这个决定。“天戈同志，你回去告诉刘贵珍同志，已经按你本人要求落实了政策，要好好休息，养好身体，接到通知立刻上班工作。”
此时，韩启民厅长已经提升副省长了（她是中国第一位女专员）。她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干脆、利索，有魄力。
现在的省长、厅长没有一个站出来支持气功医疗了。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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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戈老友：
阅读你的来信，使我对段老了解更多，也引起了我对故往的回忆。
据说段老早年留学日本，抗日战争始时回到故乡河北省深泽县闲住，却被八路军捆绑起来逼其抗日。但段老深明民族大义，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担当了抗日干部。
段老对农民有感情，一次，有一农村患者因交不够押金，医院拒不为其诊治。段老对此非常气愤，严厉斥责了该院领导。
段老仪表威严，令人敬畏，在他任职期间我从未与他说过话，只是在他患白内障双目失明后，讬我向广安门医院询问针拨白内障的治疗方法，才与他有过谈话。以后他迁往石家庄居住，再不知他的情况。
48年保定解放后，我父亲他们调来保定接管发电厂，49年我和母亲也来保定和父亲一起生活。在这里上完小学和中学，59年考入北大离开，居住10年之久。你在保定工作的那几年，我正在保定读中、小学。保定是个古城，有很好的城墙、城门、护城河，还有河里的鱼虾，这在我上小学时印象极为深刻。后来城拆了，河填了，房子、马路、居民越来越多，到现在一点特点也没了。
保定有文化底蕴，是清朝直隶总督所在地，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多。这或许是河北省对气功和中医都持支持态度的根源之一。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当时，河北省委书记李悦农等人跟随周潜川学气功，据说达到了出功能的水平。但此事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曾任保定地委书记的王觉民为此关进了监狱，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予以平反。你来信中提到了周潜川，想对此事件了解更多？
……………………………。
祝好
孙福立
2004－8－14
孙教授：
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认识就好了，我们可以在莲花池冬季滑冰，夏季赏花、看书（我每周到莲花池内的图书馆借书）。
关于周潜川一案比较复杂，我也记不清楚了。1981年或1982年，到山西太原开针灸学术会议，刘贵珍要我顺便到山西省中医研究所，询问周潜川的案件是否落实政策。接待我的是副所长（或办公室负责人）说不了解情况，又到研究室见到王德坤（刚被解放的），她很热情，带我找了几个领导人，最后他们推脱我到省公安厅，我打算再到公安厅了解，他们又说，周潜川是华北局办的案子，省里也不一定知道，只好回来向刘院长汇报情况。1984年王德坤告诉我周潜川的案子也落实了政策。他的儿子也受牵连，被免去派出所所长下放劳动。以后他到上海教功，曾给我来过信，也介绍过学员，其中也有日本人来找我。但是，我和周朝父没有见过面。
“关于周潜川问题”
据有关人说，周潜川，从名字上就知道他是“潜伏在四川的特务”，是历史加现行，当然要重判（据介绍，周潜川喜欢开大药方，抓一付药方要一百多元，有的单位公费医疗超支，这就是破坏公费医疗）。后来听刘贵珍同志说，是邓书记批的。山西省中医研究所也如此说……。这个案件牵连的人很多，比如，您提到的李悦农、段老、王觉民（王在56、57、58年都在我们气功疗养院住过，记得他似乎是练功出偏）等，此外还有李维华（辽宁铁路局）等。在成立刘贵珍专案之时，只是查他的思想、作风等。后来，周潜川、何毅吾、蒋维喬、胡耀贞、……，有说是“五老临门”有说是“七老临门”案件出现，由于同刘贵珍有关，专案组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本人也不服，因为这属于工作联系，而且上级领导支持。最后，又查出刘贵珍的个人出身、成份有问题，这才定案。
当时，我不是党员，而且也被调出北戴河到山海关医院工作。所以说，从刘贵珍的案件中可以分析出，他们是相互牵连的案件。更深的案情我也说不清了。
后来听说，周潜川的儿子名字叫周朝父（共产党员），父亲是反革命，历史加现行，“子朝父”这个名字可能也是有问题，据说也被开除党籍。落实政策之后他的人事关系，据说留在山西省中医研究所。
后来，他知道我回到北戴河，给我写信介绍病人，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记不清哪一年），告诉他，我们用了他父亲的文章（我50年代学习时的笔记和油印资料整理）发表在我主编的《养生气功》一书中的第一篇“小练形（脏腑气功口诀法）”。因为周潜川案子，我们没有看到他落实政策的文件，不敢采用。文章内容又很好，比六字诀又发展了一大步，有些研究价值，我就和美术编辑研究（刘静平，中共党员小组长），他认为可以用。后来我为了避免麻烦，就把“潜”字删掉，叫“周川”吧。所以，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朝父，这篇文章是他父亲写的。我们只是编辑加工，特别是汉语拼音，周先生用的是老拼音法，而且有些字他也没有拼写出来（这本《养生气功》书还有存书，《现代养生》杂志社出售）。
黄月庭老先生，应该说对河北的中医事业、医疗气功事业有贡献，同段老一起工作过，是组建河北中医学院的领导人之一，对气功热爱有加。本来可以升副厅长，因为一些问题受了处分。后来对刘贵珍的第一本书的编写做了不少工作，黄老做学问认真。晚年经常和我联系，对刘贵珍的一些做法有点看法，但很谨慎。“回忆段老”的文章可能就是他主笔的。黄老的女儿在保定工作，其父去世之后没有联系过。
王觉民同志逝世后，他的老伴张志欣大姐每年同我有1--2次通信联系、问候。他的一个儿子在保定市检察院（记不清，没见过面）工作。王觉民同志逝世几个月后，他告诉我王老逝世的消息，我没能参加追悼会。
关于“五老临门”、“七老临门”，实则数十人受到牵连（领导人比重很大）。所以我预测“法轮邪教”事件之后，再开展气功医疗、气功健身等工作，困难比以前更大了，特别是医疗气功的再次开展，可能要等国外有了研究成果之后，国内才有开展的可能。
对此，崔月黎同志也看出一些问题，给我说过，要利用国外的资金去研究气功医疗，也写过信。国外对气功的研究，都是利用中国的气功赚钱，真正研究气功的科研单位却不了解中国的气功是什么，特别是医疗气功，他们不会轻易投资的。
我们搞了一辈子气功医疗，到现在不知道如何对下一代讲解这段历史故事。我觉得我们北戴河的40年医疗气功的临床实验、教学、科研、宣传（写书、办杂志等）等，没有出现问题，对发扬传统中医药文化已经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愿，不是把“后有来者”，变成“后无来者”。
看到国家建立了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我很高兴！所以我在支持他们，今后也会继续支持。
因为我们气功医院已经名存实亡，现在40—50岁的医务人员，都变成了宾馆“服务员”，有的觉得遗憾，有的觉得是上当……。我们培养各省市的学生有的本来干得很好，也要改行。比如，杭州《气功》杂志的陈永灿副社长给我写信，说“搞气功是上当了，还要再读研究生，改行”云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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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0-4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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