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中国第一份《气功》杂志1959--1960年共出版六期

海北逸翁

创办中国第一份《气功》杂志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零年共出版六期
                                 ———苏联老大哥引进气功疗法
                                              天戈

  
    由于我在研究室时间多，掌握了大量古代资料、各地练功老先生的资料和各地贡献的秘传功法以及一些气功养生稿件，使我萌发了创办中国第一份《气功》杂志的大胆想法。把我的设想与同仁商量后，他们很支持办《气功》杂志。但是人手少，又没有行家参与，从选稿、审阅稿件、打字、印刷、装订、发投、通联等等，这些工作除打字外大部分都由我占业余时间去做。恰好这时候的书记是中共秦皇岛市委派来的，刚从部队转业的干部董连寿同志。他喜欢文学与诗歌，文化素质较高一些，并常常同我侃苏联文学问题。他当时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特别是办杂志（老同事告诉我：董连寿同志因为一些问题没有处理好被调入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医院任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河北省气功疗养院造反派通知他到原单位接受批判，他就吃了一瓶安眠药自杀了）。刘贵珍院长也支持办杂志，但他常外出，就把办杂志之事交我兼管。
    那个时候是书记挂帅，董连寿书记要我任主编，胡志副院长也非常支持并参与审稿和负责后勤纸张、油墨、蜡纸等供应。因此，在一九五九年的上半年《气功》杂志就出刊了。第一期印二百册（因为当时的打印机只能印刷170—200份），发送全国各开展气功医疗的单位和有关领导机关以及各作者。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本内部杂志特别受到读者、各医疗单位、有关领导人热烈欢迎，纷纷来信要求增加杂志份数。有的还寄往苏联、日本等国家（经过领导批准无政治内容、无泄秘的）因为内容丰富、多彩、有各派功法、功理，还有现代理论探讨，原全国人大代表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的文章《禅修的心理生理变化观察》就是发表在《气功》第一期上。所以我们不得不重印了三次八百多份发送全国各地。因为是内部刊物，除作者外对社会不能出售。通过这本杂志沟通了全国各地开展气功的情况，建立了以北戴河为中心的气功网络。
    在第二期《气功》杂志中，我写了一篇题目为《气功疗法在飞速发展中》的报道，透露了在一九五九年将召开《全国气功工作经验交流会》的消息，引起全国各地开展气功医疗单位和气功爱好者的响应，纷纷来信询问开会时间并要求参加大会。这个消息只是院方的计划并未向省卫生厅、中央卫生部报告。当时一些领导人对开气功会议吃不准，但是《气功》杂志已把消息发布出去了，一些省卫生行政领导也支持召开这个会，想听听中央对气功疗法的评价和以后工作指示。经过请示卫生部领导，一位部长说了一句话：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开就开吧，委托河北省卫生厅和中共秦皇岛市委主持这个会议，一定要开好，让代表满意，部里给三千元会议经费，由你们支配。大会的时间就定在暑期过后的十月召开。筹办单位由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承担。
    在工作上我第一次受到批评，就是因为我写了这篇短文在《气功》杂志上发表，批评我的胆子太大了，没有组织观念，事先没有请示。辛亏大会成功了，否则我会受到处分的。其实每一篇文章院长、书记们都过目了，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他们就害怕了，不是去解释、解决、承担责任，而首先想到的是先找一个承担责任的或替罪羔羊而保自己的乌纱帽。
    大会如期召开了。主持大会的是中共秦皇岛市委文教部部长王芳同志，幕后坐阵指挥的是中共北戴河区委书记李越之同志（中央管理八级干部，当时市委书记是十四级干部，所以要请李越之同志坐阵幕后指挥）。我是大会的秘书，重点负责安排大会交流文章的发言、表演的安排、资料搜集、古籍资料翻印、每天听各组汇报情况、建立全国气功网名册等等。来自全国各地医疗单位、医学院校、北京中医学院、解放军、疗养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杂志以及健康报、秦皇岛报、省卫生厅、地、市卫生局等代表一百多位参加了大会。
    卫生部派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杂志》编审主任胡纯之同志、北京中医学院马副院长等三人，代表卫生部参加大会。请来了几位当代著名的中医气功师、医师、道家代表、佛家代表、内家拳代表如：刘渡舟、刘贵珍、胡耀贞、秦重三、王有维、赵光、李经梧，以及当时正在休病假，跟随胡耀贞学气功的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的焦国瑞大夫等等。
    会议开的很好，很成功。而且会期很长，整整开了十五天，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会议，各位代表满意而归。因此，受到中央卫生部、省卫生厅、唐山地区卫生局、中共秦皇岛市委的肯定与奖励。特别是新闻单位的报道，不仅引起国内各界的重视，而且也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重视与兴趣。秦皇岛报从大会开幕那天起，大量篇幅连续报道大会情况至到大会结束，包括领导人的开幕讲话、闭幕讲话，全文进行了报道（记得秦皇岛市卫生局左继泽科长是住会记者，他给健康报、唐山地区日报、秦皇岛报、健康报发了很多大会消息）。
在这次大会召开前后，发生了三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真乃天有不测风云。
    第一件事是：在大会进行中，健康报在报头右上角（文革时刊登毛主席语录的地方）报道了中国气功疗法工作经验座谈会，在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召开的消息。结果，在世界上，有十个国家在头版报道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因此也引起个别领导的警惕，按照毛泽东思想分析方法认为：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敌人拥护的是坏事而不是……。
    第二件事是：我被中国中医研究院来大会选拔人才的领导选中，将要调入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计划成立气功研究所并创办《气功》杂志公开出版。
    由于我在大会期间的表现，不仅院方非常满意，而且被中国中医研究院物色人才的胡纯之主任选中，他对我的工作表现、组织能力、业务水平、对全国气功医疗工作开展状态的了解、办杂志的能量、胆量以及有点超前的意识，特别是年轻又没有结婚，家又在北京，调动到北京户口、住房都好解决。他到这里开会有两个任务：
1，  生部观察这个会议状况；
2，  密选拔人才，在中国针灸研究所成立之后，再成立一个中国气功研究所。
    会议进行中，胡纯之主任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大概意思是已选中四名人员，有刘贵珍、赵光、李经梧和我。他们分别与每个人都谈了话，他们也分析认为，一次从北戴河调走四个人会有困难，待回到北京请卫生部下调令。胡主任认为我去中医研究院最有希望，去搞气功杂志，又是独身青年好安排，对北戴河影响不大，这件事由他们与省厅、书记、院长们研究决定。后来知道只有董书记一人不同意放我走，刘贵珍、李经梧是省卫生厅不同意调走，只有赵光调回北京，被分配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气功科工作。
    后来中医研究院，以《中医杂志》名义与院方签署一个合作办杂志的合同，每期由我组搞、编辑、审阅、校对一万字的稿件，直接发给印刷厂。在《中医杂志》设立气功医疗、养生、健身专栏，目的是通过这种办法形成事实，院方不得不放我，不可能因为我这个不知名的青年得罪中医研究院。但是，这件事出人意外的，董连寿书记单方撕毁合同，并且向卫生部、卫生厅告御状说：中医研究院挖北戴河墙角，张天戈是我们培养的骨干，不能调走！云云。为了不让中医研究院找到我，董连寿以执行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关于国家干部每年必须下乡劳动锻炼一个月”的指示，我第一批（四个人我任组长）被下放到北戴河车站附近的太平庄大队，劳动锻炼一个月。这样可以依张天戈不在院而不能按合同所定时间付稿，杂志又不能出现一万字的空白页，合同自然单方撕毁。
    第三件事是：1959年，《列宁主义万岁！》在人民日报发表，中苏两国关系公开破裂。
    我是学俄文的，又与苏联几个访问团接触过，与苏联等国家多次通信（经过上级特别准许，由我负责与几个国家进行通信交流，处理各国人民来信来访，此权于一九六零年收回）所有国际信件均由我起草，再由卫生部对外联络室重新打印之后再寄出。
    院里的国际信件都是由我处理，发国际信有规定不能随便发。当然苏联信最多，按规定答复的国际信件必须用汉语。我们与苏联黑海南岸克里木自然疗养院、日光疗养院、肺结核疗养院等，建立了书信交流。其中有几个专家用中国气功疗法治好了许多病人，如神经衰弱、肺结核、肝炎等，他们还寄来练功的照片等资料，要求我们去苏联进行学术交流。我又到卫生部对外联络室请示，他们答复只两句话，供内部参考：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指示，对今后国际关系问题将有新的变化；对苏联来访信件，民间的可以回复，机关、单位、团体非民间的一律不予回复，也不让我们去苏联克里木交流（原计划刘贵珍院长带我去苏联访问）。结果克里木索赤的专家又来信说明，他们要来访北戴河气功疗养院。我又去卫生部请示，他们指示：要不伤害对方，婉言谢绝，你自己措辞回复，最好打印留底。当时的副院长胡志同志也学过俄文，他主动参与起草文件并提出关键的措辞，他是院长，我就发出了。由于两国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惹了大祸。
    这位专家给国务院和毛泽东主席去信了，要求到北戴河气功疗养院访问交流。后来听到周恩来总理曾在一次有关外交会议上说：……北戴河一个小小的疗养院，就可以邀请外国专家来中国交流……。当时的一句错误的措辞是：“我们同意您们来北戴河进行气功学术交流，但是，您要与我国政府外交部联系才可以来北戴河……”结果惹了大麻烦，这个专家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信……。可能是因为中苏两国关系紧张，专家学者没有来，却派来一个部长级代表团来北戴河考察、交流。不久，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中同志到苏联访问，专题介绍了中国气功疗法，苏联、中国的一些报纸，都作了报道。
    我的一点点才华刚刚显露出来，立刻就预示着暴风骤雨即将来临。原来我是那么样的天真与幼稚，资历浅薄，就是一句外交辞令都不会应用。
    在这几年里，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是最为红火热闹的时期，来疗养人的全部是国家干部，而且是高级干部或社会知名人士。也有印度、日本、越南等留学生住院治疗。中国老大哥苏联的针灸考察团、医学考察团、气功考察团每年都有访问团，交流气功疗法问题。如莫斯科医院、列宁山医院等，在一九五七和一九五九年都来北戴河考察、交流。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十月，接待前苏联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和体育部副部长高级代表团，来北戴河考察中国气功疗法，这就是前边提到的那个苏联部长考察团。在交流大会开完之后，我们按着上级指示和内部情况通报，积极准备接待工作，我和田宏计、李春才等组织稿件。书记院长（当时有卫生厅、地区卫生局、市委、市卫生局领导同志）审查稿件之后，再按新的指示重新组稿。后来，又根据中央卫生部指示和上海传过来的内部通报，我们又重新组织删改稿件。交流的资料由几十页缩减到二十几页，最后只剩十来页，我们连夜几天的辛苦工作白废了。国际上的学术斗争与政治斗争同样是激烈的，而且是幕前、幕后、上上下下相关联的。
    在与苏联两位部长级专家交流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苏联并不像五十年代两国友好的歌辞中唱的那样：“苏联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要想革命成功就得像他学习…，”在接待的工作中，我感觉到他们倒像是老子对儿子的架式，一直在教育甚至训斥我们。本来我是学俄语的，又读了许多俄罗斯小说，为了学习俄语和进一步了解苏联，我还订了俄文版的《少先真理报》、《鳄鱼》讽刺画报和《俄语》学习杂志等，对苏联已有些好感。在这次与苏联部长们的座谈交流中，我们体会到苏联对我们并不友好，有的地方表现出非常不友好。他们也看不起中国人，对我们实验成功的病历，他们也怀疑甚至持否定态度。
如：在交流《气功治疗风湿性心脏病10例报告》时，两位苏联专家就极力否定，认为气功疗法治疗风湿性心脏病是不可能的。经过介绍病情，又拿出病历和治疗前后拍的心脏X光片子，苏联专家又说：气功对心脏病无效，如果有效也是误诊。
    卫生部派来的翻译是一位戴眼镜的女同志，她很有经验，让我们拿出诊断书给他们看，其实，这些病人都是北京介绍来的，第一批是北京协和医院介绍来的，第二批是北京的中苏联友好医院介绍来的，他们看了他们苏联派到中国的高级专家开的诊断书，不再否定了，哑口无言了。最后，他们要了几张气功治疗风湿性心脏病前后对比的X光片复制件（由我与照相馆合作放大X光照片10张）和交流资料，他们还拍了一些小电影资料（可能是早期的录像机）带走了。
他们还到了北京、上海等地参观访问。总算送走老大哥，但是，曹万珍同志因在交流中发言有顶撞老大哥的地方，上级指示：对其进行严厉批评、教育，以后不得再与外宾接触，停止医生处方权六个月。那时我们就知道：外事无小事，事事要请示的纪律。后来，医生们都不愿意接待外宾，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与风险。
    按说：最初我们也不相信其功能治疗‘风心病’，这是器质性病变了，心脏瓣膜坏了，练气功怎么能修复？扩大的的心脏如何恢复到正常大小？当时疗养院不敢接收这样病人，但是，他们在协和医院、中苏友好医院都无法治愈，两个最高级医院的专家特意介绍来北戴河用气功实验治疗，还说治不好也没有责任（这些病人都有心衰），如果治好了是个新的路子……云云。
    其实，后来由于这些病人知道自己的病情，用气功疗法治疗也许有效，所以他们听从医护人员指导，练功认真，几个月后他们有了精神、有了力气，可以自己散步，听诊心脏瓣膜杂音明显减弱，放射科拍片，扩大的心脏明显缩小，医护人员都感到惊奇。这是气功疗法治疗‘四大疾病’后的又一个病种，所以拿出来给‘老大哥’看。
当时的‘老大哥’说得也有理论根据，认为‘风心病’绝不可能有效果，而扩大的心脏绝对不可恢复，如果恢复了就是诊断错误。如果练气功把扩大的心脏恢复到正常，他们认为是感冒引起的，这是那位苏联卫生部副部长说的（这里不讨论疾病）
    曹万珍大夫除患有枪伤后脑损伤引起的癫痫病外，还患有‘风心病’，他就是用气功治愈了溃疡病，风心病基本痊愈(或称显效)，外伤性癫痫有每天数次发作减少到一年发作一两次，而且很少抽搐，发作时间很短。因为他是气功受益者，所以他在与专家交流中发了脾气，说了过头话，在外交场合这是不允许的、不礼貌的。我又扯远了，打住。

1984年，我创办《北戴河气功》杂志，后来与张震寰将军合作改名《中国气功》公开出版经过；退休后创办《替代医学》资料杂志经过等，可见另一篇“我喜欢办杂志的故事”。

土堆

小鹤

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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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点上来看一看不好吗？？？？？？？小气！

研究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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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让大家了解历史

蓝隐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