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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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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功有三个不同的源流，历代气功家、气功造诣深的医家、哲学家分别按照自己的经验和信仰去继承和发展气功，形成了不同流派和类型的气功。气功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动功：从“舞”发展而来的以动为主的功，包括狭义的导引、按跷和各种拍打自身，调息调形并练的功法。
静功：以祭祀和修心发展而来以静为主的功，有吐纳、服气、或意守穴位、大小周天或无为等功法。
动静结合的功。
从源流来分：有纯属祖先经验代代相传的功；也有从印度传来佛教以后，由此带来的佛家气功；从先秦时期自老子之前就有的养生修炼方法，到老庄时期形成文字较多，后世人发展为道家气功、炼丹术等。其功法之多，其记载之广，在此不便一一摘录，仅举少量文物和古籍中的记载便可看出气功的发展。
1． 先秦时期（公元前206年）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文化方面有很大发展，出现了诸子百家的形势。那时的古代哲学思想对气功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老庄思想形成了道家气功的基础。《内经》中有关气功的记载是医家气功的基础和根据。一些出土文物也说明了当时的气功发展情况。如《内经·素问》的异法方宜论中总结的五种医疗措施：砭石、毒药、九针、导引、按跷。其中导引按跷即是古代气功的形成。
《素问·遗篇刺法论》中记载一种气功方法：“肾有久病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之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浸令无数。”此外，《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春秋后期的名医扁鹊在虢国治疗太子之前与中庶子交谈的情况,中庶子列举上古之时的几种治疗为:“汤液、醴酒、砭石、挢引、案杌、毒熨。”其中挢引及导引，案杌即“按摩而玩弄身体使调也”（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也讲到了气功疗法的内容。
战国初期（公元前380年左右）的《行气玉佩铭》是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描写气功中调息锻炼的文物，铭文刻在一个十二面体的小玉柱上，经郭沫若翻译为“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凡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一文中指出：“这是深呼吸的一个回合。吸气深入则多其量，使它往下伸，往下伸则定而固，然后呼出，如草木之萌芽，往上长，与深入时的径路相反而退进，退到绝顶。这样，天机便上动，地机便朝下动顺此行之则生，逆此行之则死。”
《黄帝内经》之《素问》与《灵枢》中多次提到用“导引”、“按跷”以及“呼吸精气”等气功内容。《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介绍四种类型之人养生的方法与效果，其中以气功内容为主：
“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天有终时，此其道生。
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聚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举步欲观于俗，外部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别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这段大意是说：上古时期有真人，他们能掌握天地阴阳变化规律，以气功中“吐纳”方法呼吸大自然之精气，自己能控制精气神不外漏，肌肉皮肤不衰老始终如一，所以他们的寿数与天地一样长久，无有终时，这是他们通晓天地之道的结果。中古时期有至人，思想境界高，德厚而养生之道全，他们的动静适中于四时生长收藏之令，参同于阴阳寒暑升降之宜。心远离世俗之纷扰，保全精（气）神。（练气功时）意念在大自然、天地之间，可以耳聪目明，能超于常人，可视听远及八荒之外。这（练气功）大概是有益于他们寿命，使之生命力强的原因。这些至人也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能安处天地之淳和，顺八风（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个方位）之正理，也就是顺应宇宙之间自然规律。圣人志在修道，故能适应世俗间的嗜好、欲望，没有恼怒、怨恨（故无七情致病伤身）。圣人行为、举止离不开世俗之间，但其思想行为不同于世俗之人。圣人以“无为”为本，因此外不因劳累而伤形，内无思虑过度而伤内脏（思虑过度伤脾），从安静愉快和悠然自得为己修炼之中受益，形体不衰老，精（气）神不散，也可以活百岁。其次有贤人，效法天地，日月阴阳变化之道，能辨别星辰位置的变化，能以六甲等法之逆顺数推步吉祥之征兆，能分别春温、夏暑热、秋清凉、冬冰冽四时之气序，如上古知道之人一样合于养生之道，也可有益于延长寿命。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已把气功与养生长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2． 两汉时期 （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
1973年底，在长沙挖掘出土的马王堆三号墓中的随葬品中，有一张绘有人体各种运动姿势画图的帛，现定名为“导引图”。这张导引图中共有44幅小图，据考证是葬于公元前168年的长沙丞相利苍之子的随葬品。这44幅小图分上下4层排列，每层分绘11图，每图各有一个标题，但没有文字说明，这些彩色绘画有的标以病名：如聋、腰痛、温病；有的标以运动之内容，如：龙登、鹞背、猿呼、熊经等。这幅导引图有两处注明配合呼吸，如仰呼。可见在那时已经有内容比较丰富的气功了。
在汉代有不少人练气功。据《史记》记载：汉代张良曾随赤松子游，“乃学辟谷导引轻身。”张良的聪明才智或许与练功或有特异功能有关，其他一些书中有对王乔、赤松子练功的描述。医家张仲景、华佗在医疗当中十分重视气功和修炼。华佗以六禽戏改编为五禽戏，自东汉一直流传下来，尽管内容已有变化，但大致仍是以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之动作作为练功内容的。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说：“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经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这就是说当时医家已经把导引吐纳作为防病、治病的医疗措施。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讲到人的养生与修炼问题，认为人的养生、修炼与人的世界观、处世哲学是紧紧相关的。张仲景作为医家首先提出了养生与处世哲学之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他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气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讲张仲景每次阅览关于扁鹊（秦越人）在虢国救“已死”太子之事和在齐国为齐桓侯诊病的神奇故事时，从未不感叹他的出众才能。（秦越人的远距离测病和准确预测未发之病与现在的气功测病相似。）奇怪现在世上的人都不注意医药保健，研究养生之道，对上用来治君主亲人的病，对下救贫民百姓的厄运，对己可保自身的持久健康，以养其生命，反而比着追逐荣华势力，踮着脚跟仰慕权贵豪门，千方百计，迫不及待地贪图名利，使其外表华丽而体内衰萎，（因为争名争利不仅耗费精气神而且会动怒动气伤其肝脏，使气机紊乱）。如果身体坏了就像皮都不存在了，毛还能附着何处呢？（人一死，名利，官位全都没有了。）突然遭邪风或缠染疾病，病祸来了才惊惧发抖，降低身份屈身相从，恭敬地把希望寄托于巫医，用尽办法，听天由命，像捆起手来等着失败。怀着百年的寿命，拿着最宝贵的身体，托付给凡医，让他们随意处置。人身已死，精神消灭了，变成死人，埋在地下深处，白白哭他也没用了。感叹现在世上之人昏聩迷糊，不能觉悟，不珍惜自身的生命，如果是轻视生命，（没有了生命）还谈什么荣华势力？这样做既不能爱别人知别人，也不能爱惜自身，遇到灾祸，自身处于危险地步，糊糊涂涂像苟延残喘无定见之人一样蠢。追赶世俗的人，拼命争没有基础的外表华丽，不注意身体这个根本，为追求权势名利等身外之物而死，就像踩着薄冰，面临深谷一样危险。
从这段文章可以看出：张仲景提出的养生道理与处世哲理和气功中修炼是同一道理。
东汉初佛教开始传入我国，在东汉末期佛教翻译家安世高所译出的《安般守意经》里面提到了佛家气功的练法：“息有四事，一为风，二为气，三为息，四为喘。有声有风，无音为气，出入为息，气出入不尽为喘也。”这是气功中调息锻炼的分类法。
东汉中叶，中国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中也有气功的内容，其中讲到精、气、神三者关系和练功的方法。如：“夫人本生混沌之气，气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本于阴阳之气，气转为精，精转为神，神转为明。欲寿者，守气而合神，精不去其形，念此三和为一，久以致理，非同筋力，自然而致太平矣。”这种对精气神的分析与祖国医学经典《内经》中的论述相似。又如：“使空室内傍无人，画像随气脏色，与四时气相应，悬之窗光之中而思之。上有脏象，下有十乡；卧即念以近悬象，思之不止，五脏神能报二十四时气，五行神且来救助之，万疾皆愈。”根据这段道教练气功的记载，其中有宗教迷信色彩，但客观上它可收到一定练功的效果。
3．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389年）
根据古书记载，曹魏时期练气功的人不少。当时的魏武帝曹操也很重视练气功与养生术。
曹操的儿子曹丕在《典论》中说：“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后始来，众人无不鸱视虎顾，呼吸吐纳。”可见当时气功普及面甚广。
《后汉书》王真传中说：“王真年且百岁，视之面有光泽，似五十者，能行胎息、胎食之方。”胎息是练气功中的一种现象，练功到一定程度的人可达到类似婴儿在母体中的呼吸形式。 胎食是类似婴儿在母体中不吃不喝只咽下津液的练功方法。
晋代“葛洪字稚川，丹阳名容人，好神仙导养之法。”在他的《抱朴子》一书中有对气功导引的记述，其中关于练功姿势、呼吸方法及注意事项都论述较具体。
晋代道士许逊所著的《净明宗教录》中第一次采用“气功”这一词，后世人逐渐将导引、按跷、服气、吐纳等归于气功范畴之中。
晋代出了一本《黄庭经》，也是专讲练气功的书，相传是魏夫人（华存）传给王羲之的。“黄庭”指丹田而言，此书讲丹田的重要性及练功方法。王羲之曾以练气功来增进其书法技艺，并笔录《黄庭经》传至当今。
南北朝的陶弘景是个医生，后来上茅山当了道士，他所著的《养性延命录》中有《服气疗法》和《导引按摩》两部分都讲的是古代练功的方法和理论。在《服气疗法》中有现在称之为“六字诀”的原始记载。在《导引按摩》中有许多成套的动功及自我按摩等养生术，如啄齿、漱唾、狼踞、鸱顾左右、顿踵、义手、伸足、熨眼、按目、引耳、发举、摩面、乾浴、托头仰手、挽弓、托天、两手前推等。陶弘景所编的《导引养神图》现已失传。
南北朝时，古印度高僧菩提达摩到中国，于公元前527年在河南嵩山少林寺传授佛经，开创了佛教禅宗。他提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的禅定方法。唐·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一中说：“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这是静功的一种，既可锻炼意念，又可因心静而延年益寿。
4． 隋唐五代时期（公元581~960年）
隋唐时期气功已广泛应用于医疗上。隋唐三大古典医著中都有气功疗法，可见当时气功已成为我国传统医学的一部分。
《诸病源候论》为隋朝巢元方等人撰写。此书是论述病源症候的专著，其中列出了1700多种症候，引用古代气功的治疗措施有260多条。后人曹炳章编辑为《巢氏宣导法》，其中有许多调息、调身和调心的内容。调息的功有练吸的、有练呼的，有调整呼吸次数的。调身的功有动功（如伸展手臂、屈伸足部、头部运转、躯干运动等）、有静功（如有仰卧、侧卧、端坐、跪坐、踞坐、蹲坐等姿势。）调心方面有内视丹田、存视五脏、以意领气、存念等内容。
唐代孙思邈编著的《备急千金要方》是一本内容丰富，包括临床各科的专著。其中《养性》一卷是介绍有关气功的内容的。孙思邈所著的《摄养枕中方》一书，其中导引、行气两节是专讲古代气功的。《备急千金要方》中保存了两套古代动功功法，即“老子按摩法”共四十九个动作，“天竺国按摩婆罗门法”共十八势。
王焘编著的《外台秘要》中除录入《诸病源候论》中有关病候和养生方导引法的内容外，还补充了一些锻炼方法。
5． 两宋金元时期（公元960年~1368年）
两宋金元时期祖国医学发展兴盛，各流派兴起，医著也较多。这些医著中记载了古代气功的内容，并介绍了多种气功锻炼方法。在两宋金元时期道教内丹术兴起，这个时期的古代气功也有内丹术的内容。
由北宋政府召集全国著名医家编著的医学巨著《圣济总录》中不仅汇集了官方所藏医书、药房，而且广泛搜集了民间方药，同时编入导引、服气两部分。
在导引部分引录了《左洞真经按摩导引诀》，其中部分导引法一直流传到现在。例如“击探天鼓”即现代的鸣天鼓，“拭摩神庭”即现代的浴面，“下摩生门”即现代的摩腹。在服气部分介绍了多种呼吸锻炼方法，并就行气锻炼进行了论述。
在金元四大家的著作里，也有气功内容。如刘河间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提出用六字诀治病。张子和在他的《儒门亲事》中指出：凡风寒之邪所发的疾病，在皮肤之间和经络之内，可用汗法祛邪。“……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李东垣在《兰室秘藏》中讲到因劳倦而致的木旺乘土的病症时指出：“当病之时，宜安心静坐，以养真气。”同时配合中药治疗。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谈到“气滞痿厥寒热者，治以导引。”这些都是以气功治病的。
北宋初年，宋真宗令张君房编次的《大宋天官宝藏》七藏。后又撰成《云笈七签》，其中除宋代以前的一些道书外，还收编了古代气功的资料。如：《彭祖导引法》、《王子乔导引法》、《胎息法》及《悟真篇》等。
宋代的文学家艾欧阳修、苏东坡、陆游等，理学家程颐、朱熹等名人都有练静功导引的体会，并在他们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北宋、南宋之交时无名氏编的动功八段锦一直流传到现在，是一套容易普及且受群众欢迎的动功功法。
6． 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年）
明清时代，古代气功被更多的医家所掌握和应用，这方面的医学资料也更多了。
明代万全所著《万密斋医书十种》，在其第三种《养生四要》中，有一些关于静坐的议论。他说：“人之学养生曰打坐，曰调息，正是主静功夫。但是打坐、调息时便思要不使其心妄动，妄动则打坐、调息都只是搬弄，如何成得事。”强调恬淡虚无、心静、心净。
明代徐春圃编有《古今医统大全》一百卷。这部书中除各科汇编外，也记载了大量养生经验。包括气功的动功、静功及自我按摩等内容，例如强调常常做自我按摩，可预防感冒——“泄风”，“凡人无问无事有事，须日要一度，令人自首至足，但系关节处，用手按摩各数十次。……”
明朝大医家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强调任、督两脉与阴跷脉的重要性，说明他对道家气功的认识。他说：“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这一点说明他本人可能有气功功能，能看见自身的经络。或接触过不少有内视功能的人，才得出这一论断。
明王肯堂在《六科证治准绳》一书中总结了他临床的经验，其中《杂病》一章有用气功治疗青盲症的论述：“有能保真致虚，抱元守一者，屡有不治而愈。”
明曹元白在他的著作《保生秘要》中列举了30多种病症的导引运动方法，原本虽已失传，但有关资料被沈金鳌收集入《杂病源流犀烛》中。
明张景岳在注释《内经》中《类经》、《图翼》及《附翼》等篇中都提到了古代气功，并根据《黄庭经》中“上有黄庭下关元，后有幽阙前命门”的说法强调了练气功意守命门、丹田的重要性。
明末李中梓编写了《内经知要》、《医宗必读》等医学入门著作，《颐生微论》是以养生、导引为内容的，其中论述了练气功与精气神的关系。
明代还有冷谦的《修龄要旨》、高濂的《遵生八笺》、胡文焕的《类修要诀》、陈继儒的《养生肤语》、王阳明的《传习录》、高攀龙的《静坐说》等都是练气功的著作。
清初龙生洲编写了《寿世青编》、其上卷《勿药须知》中收集了导引却病法，十二段功，运气法等锻炼方法。
清代陈梦雷等编辑的我国最大的一部医学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医学全录）中也有导引方法的记载。
清代著名的温病学家叶天士，吴鞠通都有对古代气功的论述，并身体力行实践之。叶天士说：“子午参以静功，俾水火交，阴阳偶，是药饵以外功夫，皆植生气之助。”又说：“用之功经年按法，使阴阳交，而生生自振，徒求诸医药、恐未必当。”吴鞠通称古代气功为仙道，他说：“八脉丽于肝肾，如树木之有本也。阴阳交构，胎前产后，生生化化，全赖乎此。古语云：医道通乎仙道，此其大门也。”
清代医学家张璐在他的著作《张氏医通》中专门论述古代气功中走火入魔问题；他认为练气功出偏差主要原因是“呆修行人，见性不真，往往入于魔境”；“良田役心太甚，神心舍空，痰火乘凌所致。”其症状是：“壮火飞腾，头面赤热，膈塞心忡，喘逆蒸汗，而成上脱之候。亦有阴气消亡，强阳不制，精髓不固，二便引急而成二脱之候。”他认为用黄芪建中汤、天王补心丹可以纠正。
7． 近代气功的发展（公元1840年以后）
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不断侵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办封建社会。尤其后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极力宣扬洋奴买办思想，全盘否定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对祖国传统医药（包括气功）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使我国传统医学饱受摧残。这一时期的气功著作主要有清末潘伟如编的《卫生要术》一书和王祖源编著的《内功图说》，介绍了十二段锦总诀、图解、分行外功诀、易筋经、却病延年法等。还有席锡藩的《内外功图解辑要》，共分28门，有124张图，以图解的形式介绍了诸病导引治病、八段锦，易筋经等功法。
辛亥革命之后，提倡静坐的人渐渐多起来。蒋维乔编写的《因是子静坐法》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这种功法一直流传到解放以后。丁福保编著的《静坐法精义》、陈乾名的《静的修养法》以及杨中一的《指道真诠》等都是讲静坐的气功著作。
在解放前，翻动统治阶级根本不关心人们的健康，所以气功也不可能得到重视和发展，更谈不到普及与推广，气功仅被统治者作为长生不老的“法宝”，加之当时科学不发达，一些宗教组织利用气功的特异效应来宣扬迷信，使之披上了浓厚的神秘外衣，气功学因之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解放以后，中国政府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气功从此获得新生。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1955年唐山建立了第一个气功专业机构——唐山市气功疗养院。当时推广了刘贵珍的《内养功》，并对多种慢性胃肠疾患进行气功临床观察，总结了宝贵的经验。当时将从前称之为导引、按跷、吐纳、服气等自我身心锻炼方法统称为“气功”，将用气功治疗多种疾病的方法称为“气功疗法”。
1957年上海市成立了气功疗养所，整理并推广了“放松功”。1960年中央卫生部委托上海市在上海市气功疗养所举办了“全国气功师资进修班”，为各省市的医疗单位培养了39位气功师资骨干。这一阶段气功普及和科研在全国不断发展。在北京普及面较广的王芗斋的大成拳站桩功（后称站桩功，秦重三的三元式）等。
在气功科研方面，上海市、北戴河等地开展了对人体气功态的生理测试，取得了一些成绩。在临床方面已观察到气功对治疗高血压、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肺结核、胃下垂、慢性肝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矽肺、糖尿病、神经衰弱、青光眼、风湿性关节炎、子宫下垂、肾下垂等病有疗效。
在“文革”期间，气功的发展亦受到极大影响，不少气功师被打成牛鬼蛇神，限制了气功的发展。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古老的气功焕发了青春。1979年由当时卫生部中医局吕炳奎局长组织并主持了全国部分气功师向中央领导的汇报会，为发展气功揭开了新的一页。1981年在保定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气功组织——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气功科学研究会（后改组更名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医学气功科学研究会），现在已升为一级学会并定名为中国医学气功学会。从此，各省、市、自治区直至地、市、县的气功组织不断建立，为普及气功和开展气功科研做出了新的贡献。当时普及面较广的功法有郭林的“行功”（后改名为新气功），马礼堂的“六字诀”、杨梅君的“大雁功”、王玉芳教的“站桩功”、赵金香的“鹤翔桩”等。在全国掀起了普及气功的热潮。据新闻界人士估计：在1983年，全国练气功人数达到1000万人以上，近十几年估计练功人已超5000万。
在气功科研方面，1979年上海顾涵森教授等测试赵伟发功时有微粒流信号和红外效应。以后又测到电和磁效应。1981年北京海军总医院冯理达教授测试气功师发气灭菌和使细菌增殖的试验取得成功。这些试验使气功的科学性得到了初步证明。近十多年来开展的大量气功科学试验，证明了气功的科学性和物质性。
目前，人们正在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的新成就、新技术对气功从生理学、生物化学、心理学、物理学及临床等方面，进行多学科的协作和实践研究。我们相信，气功的发展将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起到更多更有益的作用。
——文章摘自北京红十字会组织编写的《中老年与气功保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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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1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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